上世纪70年代,一切生活物资都是靠国家凭票供应,有布票、粮票(全国粮票、省粮票、县粮票、粗粮票、细粮票)、糖票、白酒票、盐票、煤票、等等,总之没有票是不好买东西的。不管农民或居民,家里喂了两头猪,必须卖给国家一头,喂一头,就必须卖半边。吃一回肉,就叫打牙祭,我把吃一顿面条称为打小牙祭。
那时候,父亲因工作太认真负责,几个月才回一次家,家里只有母亲、我和弟弟、妹妹,那时粮站供应的大米0.138元一市斤、面粉0.16元、玉米0.095元、玉米面0.105元,采油0.73元、麻油0.81元,每人每月供应大米5斤、面粉2斤(其余指标都只能买玉米)、菜油4两,我们母子4人按供应指标每月只能买8斤面粉,买粮时,说几句好话多买两斤凑足10斤。
我从10岁开始,妈妈上班没时间,家里就由我将供应的粮食一点一点的买回家,我那时身材又瘦又小,每次买粮时,妈妈就托付邻居大人带我一路去,从家门口过渡船,再从悬崖上一条小路到猫儿滩粮站,每次最多买10斤,因为买多了我背不动,我双手反背,像背孩子一样将粮食托回家,
由于肉食很少,妈妈说,虽然肉少、细粮很少,但我们要把粗粮当细粮吃,每月将供应的10斤面粉加10个鸡蛋(那时全是土鸡蛋5分钱一个),由我在谭家墩老街李家面坊(双河资本家李阳生的三哥家)去加工面条,那时没有电动机,全是人工操作,一个大木架子上面,搁一个大木盆,10斤面粉放在里面显得太单薄了,将面粉中间弄一个窝像火山口,把鸡蛋打在里面,用手工和面。人还没有盆高,脚下垫一个小板凳,由于我人小,没力气,每次都难将面搓揉得合格,而每次都是老板娘帮我,我喊他三姆姆,别看她老人家那时年龄60多了,但皮肤白皙,面容慈祥,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太太,三姆姆帮我和好了面,就要开始在压面机里加工了,这时候她就帮不到我了。她操作机器,我自己开始摇压面机,在我当时看来压面机实在是个大家伙,大大的转盘上一个手摇柄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摇柄从对面拉过来推上去了,但又下不来,只好将整个身体缀在上面使劲往下拉,三姆姆看我实在造孽,就站在街边,看见有大人过路的,就喊进来帮我一把,10斤面粉在大人手里,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,面条压好了,挂在街边的有一排孔的木架子上,我坐在小板凳上,欣赏着一根根淡黄色的像门帘一样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的面条,有时掉一根在地上,还是软软的,我马上用两个手指头轻轻地捻起来挂在竹竿上。挂面的下端开始起翘了,我知道面条已经干了,喊来三姆姆给我切面,我自己包成一把一把的,这时大功告成了,欢欢喜喜的回家。
生活中除了吃米饭和包谷饭,隔几天吃一顿面条,每次妈妈用腊肉加一点蔬菜,有时也整一点鲜肉炒成臊子,调味时,再用筷子头蘸一点当时刚上市还是紧俏商品的飞马味精,一碗鸡蛋面加一瓢臊子,啧啧,味道那个鲜呀,至今还回味无穷,这就是我家所谓的打小牙祭了,嘿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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